为什么说甲午战败是因为李鸿章不敢赢慈禧不想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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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4月17日，日本下关市的春帆楼内烟雾缭绕，沉闷得令人喘不过气。窗外的阳光招摇不停，就如同此时坐在谈判桌对面的人，洋洋得意。在这一天，清廷派全权钦差大臣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的腐败懦弱彻底暴露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甲午战争”也以此画上了一个悲哀的句号。

从明朝后期开始，中国就实行“海禁”制度，明亡后这一政策又被清朝沿袭下来。与世界脱节不仅导致统治者们沉浸在“天朝上邦”的幻想中无法自拔，更令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被工业革命后的欧洲诸国甩在身后。起初，各国希望与这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国进行交往，沙俄使者带来大量讲述世界各国风土的书籍和地图，英国使臣带来火枪、大炮和军舰模型。然而这一切都被统治者束之高阁，既看不起也丝毫不想了解。

“鸦片战争”后，清朝不得不打开国门看向世界，一丝新时代的气息吹进了这片封闭的土地。然而这并未让清廷大梦初醒，只有极少数的官僚和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在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内忧外患的打击之下，清廷这才迈着蹒跚的步履踏上自强求富之道路，为此还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然而我们应当明白，此时清朝虽有李鸿章这样的现代化官僚、刘步蟾这样的现代化将领、魏源这样的现代化知识分子，然而就整体而言，朝廷依旧是封建的朝廷，军队依旧是封建的军队，臣民依旧是封建的臣民。作为封建国家一时兴起的产物，北洋水师诞生之初就显得先天不足，甚至算不得是一支现代化海军。

反观同时期的日本，虽是弹丸岛国，却而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反思学习，在政治、经济、文化、工业乃至军事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借助“明治维新”的东风，日本迅速脱亚入欧，发展为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此时的日本已经拥有完整的近代社会体系、民族意识觉醒的现代化民族，以及一个高效精简的现代政府，这正是组建并指挥一支现代化军队必备条件。

举个例子，李鸿章筹建海军之时，时刻面临着御史和政敌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的掣肘，这耗费了他的极大精力，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却压根不需要在这些破事上浪费时间。再者，大清财政收入中，有多少会用到慈禧太后的寿宴，又有多少会用到军事建设上？具体数字或许很难统计，但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前者一定比天皇寿宴的花销高得多。

为了确保自己对北洋水师的控制，李鸿章只能推荐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担任水师提督。对李鸿章的这一行为，后世有不少人表示抨击，却压根没考虑到此时中国是否能找到足够胜任水师提督的海军将领。反观日本，有太多人才足以胜任联合舰队司令。

可以说，“甲午战争”不仅是日本全国和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更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针对封建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战争。除了工业体系、经济基础和现代化政府外，还需要团结凝聚的民族意识，可惜清政府并不满足上述任一条件。在风雨飘摇的晚清，被统治者奴役剥削的四万万民众尚且难以自保苟活，又谈何对这个国家施以援手？

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却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日益强盛的国力给日本国民带来了强大民族自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伴随着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弊病愈发突出，日本急需对外进行资本和商品输出。再加上国力强大后野心膨胀，“征讨清国”就这样被提上战略日程。对明治政府而言，为这场战争募集资金并非难事——只需在报纸上刊登一则消息，就能发动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捐物，几乎每个公民都能做到不遗余力。

而这，恰恰就是“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的差距，也是封建制农业国和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差距。虽然北洋海军覆灭仅仅代表着清朝海战失利，然而“甲午战争”后期爆发的陆战中，清军照样一败涂地。历史一向公平，也一向残忍，唯有适者得以生存，这就是最好的殷鉴。

退一步说，假使北洋水师获胜，我们能从日本这个又穷又小又偏僻的弹丸岛国榨取到什么东西？对满清王公而言，与日本和谈毫无意义，还不如宽恕其罪以显示天朝“皇恩浩荡”。再者，就算能从日本拆走各类军工厂，压榨到上亿两白银，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也无法成为现代化国度，抓出一大堆“和珅”倒是极有可能。从这一角度而言，当时的清朝不配获得胜利。

利用战争赔款，日本建立并完善了工业体系，在十年后的“对马海战”中一举歼灭沙俄太平洋舰队，拥有了和英美争夺太平洋的底牌。假如清朝真的成为“甲午战争”中获胜的一方，最大的可能或许是在大洋彼岸培养出一个新的“勾践”，以及一场猛烈无比的暴风雨。

甲午海战清朝失败的原因有三：

（1）盲目自大，战前轻敌

在中日甲午海战前，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经过了一个动态的消长过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的威力，认识到加强海防和发展海军的重要性。洋务派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先后开办军工企业，创建船政学堂，制造军舰，培养海防人才。日本同样也领教了西方军舰的威胁，加上作为一个岛国，有更强的海防意识。特别是明治维新后，为逞其“海外雄飞”的侵略野心，海军建设方面由幕府时期的防守型转向了进攻型。

但总的来说，在中日之间这场历时将近20年的军备大赛中，中国海军长时期是跑在前面的。其间虽有中法战争中11艘军舰的损失，但是仍领先于日本。以至于到1889年，美国海军的报告中，认为当时中国海军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九位。相对强大的海军，对日本有明显的威慑作用，朝鲜1882年的“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国海军都快速出动，日本发现难以抗衡，阴谋计划也随之失败。在购进了镇远、定远两铁甲舰后，李鸿章更是沾沾自喜，甚至还满怀自信地言道：“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动摇之势。”

但日本在朝鲜冒险计划的失败，深感海军力量的不足，更加加快了海军扩充的步伐。日本政府制定了长期的海军装备发展计划，最大限度的增加了海军军费。为了将来在战场上与中国海军对抗，日本还专门斥巨资建造了巨炮口径大、航速快的三艘海防舰。

对于日本海军在中日海军军备竞赛后几年加快发展的事实，清政府不仅是“不屑一顾”，无视战争迫近的威胁，反而放慢了对自身海军建设和发展的步伐。

（2）大战迫近，草率行事

当清政府也意识到中日之间的这场海战不可避免之后，虽然在战前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增强北洋水师的力量（特别是在广东的广甲、广乙、广丙三大主力舰调归北洋海军），但这些增援力量本身就是破败不堪、装备极差、毫无战斗力可言。以至于当时已是海军行家的丁汝昌在经远号上发出的一封家书道这样写道：“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

至于其它方面，比如制定全面、详细的备战及作战计划等，清政府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一片空白。

（3）两军对垒，实力不济

从双方实际投入战争的海军力量来看，北洋舰队加上从广东水师那里抽调来增援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艘排水量各1000吨的轻型巡洋舰，共有大小战舰船24艘，舰队总排水量为43000吨。

日本开战后则以主力组成联合舰队，驶离日本各海军镇守府，进驻朝鲜西海岸。到“九一七”海战前，经过三次整编后，共计26艘，其中装甲巡航舰1艘，海防舰2艘，巡洋舰16艘，炮舰6艘，鱼雷艇母舰1艘。总吨数约为55000吨。北洋舰队即使加上不能出海作战的运输舰和练习舰，无论是军舰数，还是排水量，均低于日本联合舰队。 从高中低三个不同层次对比（即：海军整体实力、战争投入力量、现场参战力量），都是敌强我弱。

综合以上三方面，甲午海战其实早已胜负已分，毫无悬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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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洋水师重建：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海军精华尽失，原北洋舰队官兵被全部遣散，总理海军衙门及内外海军学堂全部撤停，清政府中的顽固派认为是办海军而招来了灾祸，主张韬光养晦，彻底停办海军，否则会“欲御侮反而适以招侮”。但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人的一力坚持下，清廷于1896年下令重建北洋舰队，并准备聘用原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回华教练，1898年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更是提出“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经过数年努力，至1899年，重建后的北洋舰队初具规模。同年4月，清廷任命叶祖圭为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为帮统。

此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洋舰队数艘军舰被掠走，海军建设再度经历波折。1905年，清政府在南洋大臣周馥建议下，命令统一南北洋海军，叶祖圭任提督，同年叶在军中去世，由萨镇冰接任。1908年宣统皇帝溥仪即位，次年任命载洵和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把全国五支舰队（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湖北）统一改编，分为巡洋和长江两个舰队，由程璧光任巡洋舰队统领，沈寿堃任长江舰队统领，萨镇冰任海军总司令。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海军受命前往汉口镇压，但海军官兵大都同情革命，准备发动起义，海军提督萨镇冰默认了起义行为，11月晚11时萨镇冰发出“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舰艇好自为之”的信号，黯然离开舰队。11月15日海军九江易帜，宣告了晚清海军灭亡，在清末海军的基础上诞生了民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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